『如果章节错误，点此举报』为了和战友们告别，瞿秋白邀请了李富春、傅连暲聚餐。席间，面色苍白的瞿秋白高举酒杯一饮而尽，满怀深情地祝愿革命胜利！
徐特立临行时来看望瞿秋白，瞿秋白把自己的一匹马换给了徐老，并让自己身强力壮的马夫跟着徐老踏上了长征路。
月光下，小路旁，瞿秋白支撑着瘦弱的病体与朝夕相处的战友们告别，谁知这一别竞成了永诀！
最高“三人团”最后决定的名单是：
成立以项英为书记，陈毅、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陈潭秋、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为委员的中共中央分局；项英兼任军区司令员及政委，陈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贺昌为军区政治部主任。同时留下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16000余人，坚持革命斗争。
另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何叔衡被留下；江西“罗明路线”的邓、毛、谢、古中的毛泽覃和古柏也被留下。
刘伯承曾激烈地反对过李德的瞎指挥，被列入留守名单，经周恩来力争，才允许随主力红军转移。
出发前，林伯渠与何叔衡在梅坑依依惜别。何叔衡为林伯渠饯行，对酒畅饮，彻夜长谈。分手时，何叔衡脱下自己身上的毛衣，赠给即将远行的战友。林伯渠怀着“共同事业尚艰辛”的沉重心情，写下惜别诗《别梅坑》：
去留心绪都嫌重，
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
殷勤握手别梅坑。
在于都河边，叶剑英和由于同毛泽东关系密切而被留下的刘伯坚慷慨话别，壮怀激烈。事过多年后，叶剑英以古代荆轲赴秦前，好友高渐离到易水边击筑送行的情景来比喻这次离别：
红军抗日事长征，
夜渡于都溅溅鸣。
梁上伯坚来击筑，
荆卿豪气渐离情。
更为担心留下的人不无道理。
留下的中共优秀党员许多都在主力红军转移不久，相继牺牲于敌人的屠刀下，死得都十分英勇，十分悲壮。
杰出的文学家、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之一瞿秋白落入敌手后，临刑前镇定自若地走向刑场，边走边高唱《国际歌》。
中共一大13位代表之一的何叔衡在被敌人包围的情况下，一种说法是“宁可跳崖，不愿被俘”，最后被敌人打伤后枪杀；一种说法是他发誓说：“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然后举枪自杀。
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被敌人抓住游街，临刑前写下“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拚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的壮丽诗句，然后英勇就义。
留下的人中牺牲的还有许多许多……
假如他们当时随主力红军转移，或许不会死于敌手。
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没有“如果”。
毛泽东侥幸踏上征程
被剥夺了党政军大权的毛泽东，当然也无权参与突围实行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但是凭着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形势分析，毛泽东已预感到战略转移在所难免了。
一天，聂荣臻同林彪去看望已回到瑞金的毛泽东。
一见面，毛泽东很高兴地说：“你们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呀？”
聂荣臻说：“我们刚回来，接受新任务来了！”
毛泽东问：“什么任务？”
聂荣臻答道：“要转移。”
毛泽东说：“你们知道了？”说完，话题一转，提议一同去看瞿秋白创办的一个图书馆。
林、聂见此情形，也就不再议论转移的问题。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毛泽东那时是很守纪律的。同时，那个时候他也在避嫌疑。因为一军团长期是由他直接领导和指挥的部队，他要防止教条宗派主义者怀疑他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因此，没有达到我们想探问转移方向的目的。毛泽东同志这样注意遵守纪律，李德仍不断散布谣言，污蔑攻击毛泽东同志搞宗派活动。……我所经历的事实，是对这类谰言的最好的回答。”
事实上，毛泽东当时非常关心战略转移的问题，尤其是转移的方向和目的地。但组织上没说，他也就不随便打听。后来周恩来将部队准备转移的决定告诉了毛泽东。他立刻转到为这个不愿意接受的沉痛现实做准备的忙碌之中。
毛泽东非常关心人员的去留问题，尽管自己的处境不佳，但对战友的生死去留仍挂怀于心，曾多次向中央领导人提过建议。博古等曾想把王稼祥作为重伤员留在当地老百姓家养伤，毛泽东知道后，马上提出意见，说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必须随军行动。其他一些同志也提过同样建议，博古最后只好同意。王稼祥参加长征，对党的集体领导是一个很大的加强，对遵义会议的成功和长征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
何叔衡、瞿秋白、刘伯坚、贺昌等一大批战友没能一同参加转移，毛泽东心情很沉重，为他们留下后的生死而担忧。事实上，毛泽东连自己的去留也把握不了。伍修权说：“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原本未把毛泽东列入参加转移的名单，后来考虑到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才允许他一起转移。
看来，毛泽东参加长征也是很侥幸的。如果毛泽东没能参加长征，那中国革命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呢？
伍修权的说法似乎不无道理。因为长征出发前却把毛泽东派往于都进行无关大局的调查，这种做法令人难以理解。所以伍说，“毛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去于都调查，这只不过是不让他参加的一个借口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