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章节错误，点此举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朱德、刘伯承始终从革命的全局出发，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耐心宣传中央的正确主张，深入细致地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积极促进广大红军指战员之间的革命团结。
当时，红军中许多指战员，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非常不满。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指责张国焘：“在中央苏区曾召开了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央政府，你又立另一个‘中央’，这算个啥？这不是跟中央闹对立，搞分裂吗？”红五军中甚至有人激愤地提出要“单独北上，找党中央、毛主席去”，“如果他张国焘阻挠我们执行中央北上的命令，我们就跟他干”……
朱德高瞻远瞩，深谋远虑，耐心地教育大家要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他对红五军的干部说：“同志们要顾全大局，要讲革命，讲团结。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都是好的，是要革命的，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要注意和他们搞好团结，切不要上少数人破坏团结的当。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加强了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他还叮嘱大家：要少讲空话，多做实际工作，不要鲁莽行事，不要做无意义的牺牲……这些语重心长的指示，使原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受到很大的教育；使他们在受到张国焘的排斥、打击的时候，仍能安心埋头工作，避免冒险和无谓牺牲，保持了红军内部的团结。
张国焘肆意打击迫害那些坚持原则、反对他搞分裂和南下的指战员。红军总部侦察科胡底，由于说了“张国焘是军阀，是法西斯”的话，便被张国焘秘密毒死。朱德很为这种情况忧虑，他一面嘱咐一些对张国焘不满的同志要慎重，一面注意保护那些被抓住把柄的同志。胡底牺牲后，朱德找红军总部三局（通讯联络局）局长伍云甫谈话，嘱咐他：注意不要闹，注意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性急，斗争是要斗争，不过是又要团结又要斗争，胡底同志就是因为过于着急，张国焘就把他陷害死了。
红五军团参谋长曹里怀，因为对张国焘不满，被调任红军总部一局（作战局）局长。他从机要科得知红一方面军已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消息，悄悄告诉了2个盼望北上的同志，不料被张国焘发现了，被关押起来。张国焘召开紧急会议，说曹泄露军事机密，要严加惩处。朱德担心曹里怀被处死，立刻出来说：曹里怀就讲了那么几句，你安他个反革命够不上。他这小鬼我知道，井冈山时期就跟我们在一起，有什么理由乱杀人呢？曹里怀这才免遭毒手。
2个方面军会师后调到红三十军任参谋长的彭绍辉，给朱德写了一封长信讲他不赞成南下的错误方针，这封信半途落到张国焘手里，张派人把彭绍辉找来谈话。彭绍辉一进门，有人就上前打了他一个嘴巴，厉声问：“为什么反对南下，反张主席？”并拔出驳壳枪，把枪顶在彭的胸口上。朱德见状，上前把枪夺了下来，气愤地说：“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又说：“这样谈话怎么行呢？”他让彭绍辉回去，彭才幸免于难。
受到朱德保护而免遭不测的干部战士还有许多，如总卫生部长贺诚、红军大学教育科长郭天民和在长征路上一直被关押着的廖承志等。
朱德还利用一切机会，主动找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谈心。红四方面军的许多指战员，聆听朱德的教诲后深受感动，他们冲破张国焘设置的封锁和监视，经常主动去探望朱德，表达对朱德的敬意和对张国焘反党分裂行径的不满。为此，张国焘对朱德更加怀恨在心。他唆使一些伤病员，到朱德那里惹是生非，给朱德制造各种困难，并把朱德和刘伯承软禁起来。后来，又把他俩调到前线司令部去，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然而，朱德、刘伯承离开红军总司令部后，恰恰摆脱了张国焘的软禁和限制，便利了他俩深入到群众中去，对红军指战员们进行宣传教育，扩大了抵制张国焘反党路线的力量。
南下部队总指挥徐向前也不赞成另立中央的做法，对张国焘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
红四方面军的不少干部脑子里也打了一串问号：这样做对吗？符合党章要求吗？有利于一致对敌吗？
渐渐地，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对“张主席”盲目崇拜的心理，开始出现了动摇，私下议论、宣泄不满之风日甚一日。
登上虚幻的党中央主席宝座的张国焘踌躇满志，举兵南下，企图按自我设计的理想王国，一展宏图，建功立业。
等待他的，却是四川军阀刘文辉、杨森部沿着大小金川的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抚边、达维一带所设的重兵防线。为了打开南下的道路，创建所谓川康根据地，10月7日，张国焘以伪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签发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按照这一计划，南下部队分左右2路纵队，沿大金川两岸前进。当时南下红军虽两过草地，疲惫不堪，这一带又多高山峡谷，地形险峭，但广大指战员发扬了艰苦奋斗、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和战斗作风，迅速击退了敌刘文辉、杨森部的阻击，歼敌3000人，先后攻克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抚边、达维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