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章节错误，点此举报』据许世友回忆，毛泽东还亲自看望因抵触清算张国焘路线，想离开陕北回大别山打游击而被囚禁的红四方面军一些高级干部，包括许世友、王建安等军级干部。毛泽东坐下来与他们促膝谈心，坦诚地告诉他们：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红四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当由他自己和党中央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
毛泽东画龙点睛的几句话，一下子解开了他们的思想疙瘩，郁积在内心深处的苦闷情绪一扫而空。他们以后心悦诚服地跟随毛泽东干革命，好几位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战将。
连陈昌浩这样曾是张国焘路线干将的同志，在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也明辨了是非，转变到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面来了。
只有张国焘成了孤家寡人。他受批判消沉了4个月后，到了1937年8月党中央的洛川会议时，表示愿意工作，赞同党中央当前的政治路线。党中央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仍然给他在工作中改正错误的机会。但是，他对延安会议对他的批判始终耿耿于怀，表示根本不赞成中央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根本不承认自己是犯了路线错误。在1937年11月召开的延安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他只承认自己实际上只有一个退却路线，其他都是由此产生的，如反党中央只是退却路线的副产品。军阀主义也不是他带到鄂豫皖去的，而是那里原来就有的“土产”。他还辩解他“始终相信国际”，“反党反中央不等于反国际”。
他的反攻倒算自然受到批判和抵制。于是，他消极对抗一阵之后，遂萌叛逃之心。1938年春，张国焘借祭黄帝陵之机，终于偷偷逃离延安，投靠了国民党，当了可耻的叛徒。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曾统率几万大军的红军总政委，脱离革命队伍时竟连一个警卫员都带不走，孤身只影，凄凄惨惨。
这正如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开除张国焘党籍决定中所描绘的：“张国焘背叛行为，不仅在中共队伍中，而且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切忠实的拥护者中，都会遭到完全的唾弃与蔑视。”
毛泽东和党中央虽精诚所至，无奈张国焘顽石不开。争取、挽救张国焘的努力虽然没有成功，但却成功地争取和团结了原红四方面军的全体干部和战士。
红军在陕北安家后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确立新的政治路线和策略路线。遵义会议时毛泽东从争取和团结绝大多数中央领导的策略考虑，只纠正了当时“左”倾领导的军事冒险主义错误，没有纠正事实上存在的政治上的关门主义错误。红军到达陕北前后，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对我国北方的侵略，其侵略魔爪已从东北伸向华北，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化，党原有的政治路线和策略路线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
还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就已开始考虑政治路线问题，在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作出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反对日本对华北的武装侵略的决定。但由于当时战事紧张，未能再进一步讨论有关政治路线问题。
1935年12月13日，毛泽东和党中央在直罗镇战役胜利后，来到瓦窑堡，着手解决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1个月以前即1935年11月初的一天，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林育英从莫斯科远道来到陕北。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自1932年以来，一直担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与王明在一起工作。遵义会议后，陈云受党中央委托于1935年8月抵达莫斯科汇报长征的情况时，正值共产国际刚刚开过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共产国际改变以往的策略路线，提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新的策略路线。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大会尚未结束，林育英便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传达这一新精神。
林育英头戴毡帽，身穿光板皮袄，挑一对货筐，装扮成货郎模样，路经蒙古，步行3个月，巧妙地躲过敌人的盘查，风尘仆仆来到陕北。他两手空空，没有携带电台、文件、密电码和任何可能泄露他身份的东西，而是事先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统统背下来，记在脑子里。11月初林育英到达陕西定边，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11月中旬他到达瓦窑堡，首先见到了张闻天，与中共中央接上了关系。此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正在指挥直罗镇战役。等毛、周从前线回来后，林育英把他记忆的共产国际指示向他们作了汇报。
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新精神和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在1935年12月下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制定了新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和策略路线，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后，毛泽东在12月27日召开的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深刻阐述了党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路线和政策的依据及特点，为党的这一新的政治路线和策略路线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从1935年底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近1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成功地进行了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统战工作，特别是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与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在肤施（延安）秘密会谈，使中共与这2个地方实力派形成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局面，对促进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巨大贡献。
红军到陕北后的第三件大事就是进行东征和西征。
陕北虽是革命的好地方，但也是个不毛之地，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几万部队囤积于此，给养和供应问题很难解决。另外，也远离抗日前线。